在当代景观设计中

2020-06-21 14:09

乡土景观和地方文脉也被认为是传统景观的组成部分,对其关注超越了中国古典园林和风水在价值观上的限制,作为客观存在的,并与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的乡土景观被当作研究对象,俞孔坚、王志芳、黄国平的《论乡土景观及其对现代景观设计的意义》一文,探讨了乡土景观的含义及其对现代景观设计的意义。《城市环境设计》杂志的2007年第三期发表了《乡土景观》专题,俞孔坚的《田的艺术:白话景观与新乡土》一文,倡导景观设计师从田的艺术中吸取营养,创造丰产健康的新乡土景观,庞伟的《方言景观——重新发现大地》一文阐述了景观将重新发现大地,并为差异性、文化生态打开通道。王向荣、林菁在《鱼塘上的公园与城市新区——2007中国厦门国际园艺博览会园博园规划》一文中表达了保留并利用乡土景观肌理的理念。

对人性化的关注还表现为人性场所的设计,这依赖大量的调查、分析以及经验,表现为在空间尺度与结构的把握,场地色彩、微气候的营造,以及行走、逗留空间的设计,还包括不同人群的偏好和针对弱势人群的关照,及针对残疾人的无障碍设计等等,马特·斯鲁格先生在多篇文章中批评了中国的盲道设计,并警示如果盲人依赖于中国的盲道系统,有可能失去生命。

“当代艺术”无固定形态,不仅仅作为一种形式存在,当代艺术创作同时也体现了一种观察和理解并反映当代问题的行为,当代艺术的创作以不拘泥于特定的艺术创作群体,同时也存在于设计师的实践过程,也即当代艺术介入空间的过程。对景观设计而言,当代艺术承载了文化的附加和意义的表达,这与以理性为主导的现代主义特征有着巨大的差别,所以说,当代艺术介入到景观设计当中,是当代景观设计实践回应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手段。当代艺术介入到景观设计中的同时,介入到了日常生活,体现了当代艺术生活化的特点。

运用当代的设计语言,应对景观触及的当代社会、环境及文化问题,是景观设计当代性的体现。在过去十年景观巨变的洪流中,当代景观设计不乏闪光的作品,但在媒介中展现出来,并引起关注和讨论的作品的确存在于一个小众的范围中,这里从“当代设计语言”、“生态性”和“人性化”三个角度,选择了十二个设计团队和设计师的十九个建成作品和一个展览,试图对其进行在当代语境中的剖析,进而呈现中国十年景观设计的“当代性”探索的图景,并思考这些作品在当下语境中的意义。

下文将图景和中国当代景观设计的产生及其普遍性特征作为背景,探讨当代景观设计观念和实践的特征。

用巨变来描述中国过去十年的景观变迁虽然带有修辞上的夸张,但仍然难以表达这一过程对中国物质空间造成的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所积聚的部分财富在过去十年中迅速转化为物质空间,这一度使世界范围内的设计师对中国设计市场趋之若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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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介中,王澍业余建筑工作室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备受关注,并引发评论。但广泛的建筑评论淹没了其校园景观的精彩,象山校园超越了传统的校园景观,其核心理念为回归乡土,并让自然做工,王澍和陆文宇将之诗意地描述为“返乡之路”,场地原有的农地、溪流和鱼塘被小心保留。同时项目有着对资源与能源的思考和可持续方面的关照,王澍利用的江南旧瓦片就是一个典型的符号,在这个项目中,超过700万片不同年代的旧砖瓦被从浙江全省的拆房现场回收到象山新校园,重新演绎了中国本土可持续的建造传统。

对当代景观设计的认知在设计师的实践过程中有着自己的思考,并存在着差异,在《景观设计》杂志《走向新景观》专栏的系列设计师访谈中,反映了诸多设计师对当代中国景观设计的认识。其中,庞伟认为景观设计学的关怀可以用蒙田的一句话“凡是人类的东西都是我关心的”来概括;刘家琨将景观设计理解为塑造场所特质的重要手段,从广义来讲建筑也属于景观的组成部分,它们的任务都是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生存环境;刘滨谊将景观设计学的工作用“三元论”来概括,一元是关于景观形态的研究,第二元是关于环境生态的研究和实践,第三元是研究人对景观环境的需求;吴钢则认为从根源上景观是不需要设计的,或者是没有景观设计的需求。当景观需要被设计时,就说明这个世界开始有问题了。urbanus都市实践的刘晓都、孟岩、王辉认为“景观设计是意识形态的表达”,将景观理解为造景活动,认为较之于建筑活动,人类的造景活动更有文化色彩。造景活动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它是超越了基本生存之外的享受,是人类内在精神在天地之间的释放。并进而将景观设计理解为建筑之外的都市填空,关于“造景”和“填空”的观念与当代景观设计学的定位有着较大的区别,实际上,urbanus都市实践的景观设计实践超越了他们表述的造景活动的范畴,城市开放空间的塑造承载了大量的造景之外的诉求。

朱育帆任职于清华大学景观学系,其设计的香山81号院获得了2008年度的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奖的住宅类荣誉奖,香山81号院是一个联排别墅项目,山地建筑的特征明显,设计的总体理念是诗意的山地栖居。其突出的特点是设计师对乡土石材的大量运用,以及充满魅力的景观节点、景观空间的把握和现代设计语言的运用。北京商务中心区现代艺术中心公园是朱育帆的另一个作品,《生命的景观》的著者——斯坦纳先生给笔者强烈推荐这个作品。项目位于北京中央商务区的中心,处在一个交通枢纽的上部,以大环的形式呈现,作品堪称精致,悬浮的大环以一个圆形水池为中心,周边不同高度的环形墙围合了空间,暖黄色石材的运用带给人们视觉上的舒适,所有的设计元素都得到了严谨的控制,黑色砾石的运用、树在空间中的布局、锈钢板对路径的收边以及钢板雕塑构成的小入口,都是国际上普遍运用的当代景观设计的语言和手法。空间的品质、稳定感带来的归属感是其最突出的特征。艺术公园从构图到空间的设计都带有独特的魅力,可以追溯到西方经典现代主义的探索。但将之放在整个当代的大语境中解读,却缺乏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和批判,当然,在一个资金高度集聚的中央商务区,有其产生的经济背景和社会背景,具有此时此地的特征。

urbanus都市实践团队在过去十年中的景观设计努力,将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和景观设计三种实践结合在同一个语境当中,并模糊了相互的界限。阅读urbanus都市实践的作品,对中国当代景观设计的解读有着重要意义。对景观设计,urbanus都市实践有着其完整的叙事体系,认为景观设计是意识形态的表达,城市开放空间是其主要探索的领域。“'城市空墟'是urbanus都市实践事务所长年来一直关注的焦点问题。他们以'城市填空'为策略,实现了一系列建筑及景观设计项目,作为一种把'空墟'转化为机会的探索,他们在修复中断的城市脉络,在城市空墟中嵌入新的物质实体的同时,注入新的生活方式⑤。”《世界建筑》2007年第七期介绍了都市实践在该领域的探索和实践。并特别介绍了2007年里斯本国际建筑三年展中urbanus都市实践的“城市填空”展。urbanus都市实践较早进入公众视野的是深圳地王公园一、二期,其叙事内容是“人民公园”。在《景观设计是意识形态的表述》一文中,事务所的三位合伙人刘晓都、孟岩、王辉表述三个意识形态的命题思考:公益性、当下性和参与性。并介绍了都市填空计划的六个目标,第一个目标以深圳地王公园为例,提出针对当代物体城市,用景观设计的手段来联系支离破碎的片段,;以翠竹公园入口的台地转变为农田让周边居民认领的方式为例,阐述了其第二个目标,针对当代移民城市,用景观设计的手段建立起人与人,人与土地的联系;其余的四个目标分别表述为以搭建都市舞台解决城市乏味、以景观设计手段将城市政治空间平民化、以景观设计的手段在守旧的城市中置入新文化、针对城市所面临的未来,用景观设计的手段来采取新的城市策略。

生态学在实践层面介入景观设计,并作为景观设计的一个基本理论,是过去十年中中国景观设计发生转向的重要特征。《哲学走向荒野》是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所著的有关生态学及其伦理的著作,在此书中,作者阐述了西方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哲学转向,从人本哲学转向生态哲学,并探讨了生态伦理。在过去十年中,设计师所关注的对象从人的需求转化为自然与人的双重平衡,并试图在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同时更多地考虑自然的需求。生态学在当代景观设计语境中表现为以下3个层面的实践:

生态学方法与技术的介入,生态设计依赖于科学的场地分析和对生态系统的研究,包括生态技术的运用。在某种意义上,生态设计与艺术的表达存在着冲突,美国《景观设计学》第四版的合著者barryw.starke在《人类栖息地、科学和景观设计》一文中论述了当代景观设计应该“多一些科学、少一些艺术”的观点。生态景观规划同样是现代生态学引导下的实践,俞孔坚主导的“反规划”理论,引起关注和讨论,其核心是景观安全格局的建立,在城市“正”的规划之前,首先进行反向的面向生态系统的规划,从几个不同安全级别的层面划定不建设的区域,“反规划”的出发点是物质城市的彼岸——自然,应对的问题是中国超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新空间与自然空间及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

马清运及马达思班设计的曲水园边园是一个向公众开放的传统园林的改造项目,曲水园是上海五大著名园林之一,在园边园的设计中,马清运将带有解构色彩的现代空间构筑介入到中国古典建筑元素构成的传统的长廊空间中,这种设计元素上的错位和混搭带来了趣味性,吸引人们参与其中,设计师的诉求是将城市公共空间体系及其携带的公共活动引入传统的园林空间,试图解决公园的“园”同园林的“园”之间的辩证关系。

审美以较高形式反作用于实践过程,中国当代景观设计在颠覆和离弃传统美学的同时,在语言形式和建构的层面吸取了现代主义的营养,同时当代艺术的介入又增加了其丰富性,而当代景观美学的最大转变源于价值观的转变。生态学的崛起和人性化的释放导致传统的带有精英式和永恒性的美学形式发生转向,通常,美是通过大量的重复与提炼的过程,最终使事物熟悉化和舒适化而获得的,它依赖于比例、色彩和语言之间的高度协调,和谐、稳定及平衡是其要义,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的“精致”也是美的重要特征。

而本文所关注的那些携带着清晰的观念,直面尖锐的当代问题的设计实践,会形成一个与普遍性的中国当代景观设计有着距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语境,这会失去以低姿态和深入其中为特征的雅各布斯式的观察视角。本文摄取的被特别关注的小众的实践,在过去十年中的景观设计中不具有普遍性,它以对立和反叛的姿态审视这股洪流,并做出反应。怎样看待中国景观设计的“当代性”?所有发生在当代的景观设计行为和由此产生的结果都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就连“当代”这个词汇也是一个模糊的无明确前后时间点的一个概念。本文的“当代性”是指那些能够针对当代中国突出的矛盾而作出反应的行为的特征,同时,又带有时代合理性的暗示,而这一合理性被认为涵盖了普遍意义上的有效性以及作为重要性的意义这两点①。

艺术家艾未未同时又是一个建筑师,他的行为艺术作品、雕塑作品及近年的建筑作品备受设计行业和公众媒介的关注。在景观设计方面,他曾作为soho中国的三个地产项目soho现代城、建外soho和长城下的公社的景观设计师。他设计的浙江金华大堤与艾青文化公园是一个当代艺术空间与雕塑的集合体,语言上的纯粹性带来的魅力让人难以抗拒,空间对人的关照及意义的附加是这两个作品的特征。

生态性和人性化同样也被写进设计说明,并且以图面的形式得到适度的表达,但在普遍的设计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运用,对于快餐式的设计,深入的场地调查与科学的方法是一种奢侈的行为。并且,大部分景观事件的决策者对生态和人性化的提倡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行为,真正的生态与城市美化的策略相去甚远,中国人发挥概括的智慧将生态等同于绿色,在某种程度上却走到了生态的反面。从人性化的角度来看,以人为本曾一度成为唱得最响的口号,中国的改革开放被认为是中国新现代纪元的开始,其中最大的改变是人性化的释放,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变得具有个性和多元化。中国公共城市空间在经历了群体集会的功能之后,转化为真正的日常生活的场所,但新的城市空间和景观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承载着新城市的梦想,极力改变现状的最好方法便是差异性的创造,创造新的气象是每一个城市进程的终端目标,所以说,真正的宜人的景观空间远远承载不了大尺度景观的梦想,这反向促成了以视觉形式的表达为主要目标的设计。

任何新事物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对传统的思考和辨析。中国当代景观设计对中国古典园林的思考表现为几种不同的方式。首先,对中国古典园林审美体系的批判是当代景观设计反思传统的重要特征,中国古典园林被中国人作为人工景观的经典范式,而一贯被冠以国粹的中国古典园林又成为大众对景观的某种精神寄托,这一审美取向导致了公众对石头的迷恋和对古树的偏好,石头和古树进城,这种古典园林元素在时空上的错位给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危险。俞孔坚在《生存的艺术》一文中,批判了中国园林的审美体系,他将古典园林的病态美与具备生产性的农业景观相对照,提出在当代语境中景观的生态功能和生产功能的重要性,进而将当代景观设计在生态和能源危机的语境中定义为“生存的艺术”。庞伟则在《花石纲析——中国古典园林辨析》一文中,通过解读花石纲事件的来龙去脉,将花石纲事件称为一场个人审美导致的国家浩劫,提醒在当代的语境中必须警醒审美先导所带来的危机,并映射了当代中国的城市美化运动。对典园林的继承主要体现在空间结构的转化上,在中国当代建筑实践活动中,王澍在其对自宅的设计中关于“园”的理念的运用,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的设计中,设计师将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园”的理念运用在建筑布局中。董豫赣在《稀释中式》一文中将他与百子甲壹工作室合作的清水会馆解释为:试图以中国园林为起点,阐释发生中国式样背后的中国文化。在景观设计实践中,王向荣的厦门园博园的竹园则在整体意向上实现了古典园林的空间及意境的转译。

在以上描述的中国过去十年中景观巨变的过程中,究竟有多少设计的行为介入到了其中?除生产过程和生活过程所造成的景观改变,与城市化进程有关的景观事件几乎都与设计有关,虽然不完全冠以景观设计的称谓。而中国的当代景观设计就产生在过去十年或者泛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快速城市化促生了中国的当代景观设计,并同时性地介入到城市化进程中。当代景观设计产生的重要标志便是设计突破了围墙的界限,从原有的浸淫园子的设计全面地介入到了城市空间体系当中。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大量的设计资源一下子出现在毫无准备的设计师面前,“景观设计”作为一个全新的词汇很快被人们使用,新的设计观念和方法在发达的媒介交流中被迅速效仿,并相互产生影响。其中设计形式和语言得到最为快速的传播,而科学的方法却在高时效性的过程中显得奢侈而又无力。所以说,中国当代景观设计的首要变化来自于语言和形式②。

中国过去十年的当代景观设计探索是在空间上具有极大宽度,而在时间上又是被压缩了的实践,并且整个社会的变革所蕴含的矛盾和营养以及机遇都反映到设计中来。当代实践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多元化并存,直面观念冲突并付出努力的实践和以犬儒主义为特征的无价值表达的设计并存。从国际语境中看,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面对自然的态度与举措刚刚开启,无论未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继续以中国速度前进,还是放缓脚步,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景观设计才刚刚开始。

但新价值体系的建立导致了美学的转向,其背后涌动着的是自然规律控制下的生态美,以及生态危机。生态美被当代景观设计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可能是杂乱的、无序的,但是具有生命力的。野草之美是被符号化了的当代景观美学转向的一个重要特征。

自我认知在于理清实践本身的范围以及实践的指向,首先在于对景观及其相关概念的思考。在中国,景观在很多时候被做为一个地理学的词汇运用,同时它也在文学的语境中,作为一个抽象的词汇来运用,泛指可见的物质空间图像和不可见的联系性图景。《景观设计:专业、学科与教育》一书的编者导读将景观(landscape)定义为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间和物体所构成的综合体。它是复杂的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在大地上的烙印。并进一步解释到,景观是多种功能(过程)的载体,因而可被理解和表现为:风景,视觉审美过程的对象;栖居地,人类生活其中的空间和环境;生态系统,一个具有结构和功能、具有内在和外在联系的有机系统;符号,一种记载人类过去、表达希望与理想,赖以认同和寄托的语言和精神空间(俞孔坚、李迪华,2003)在当代景观设计语境中,景观很少是单指田园风光和园艺栽植——这些传统的意向。相反,它的运用多元而丰富,蕴含着城市化、基础设施、策略规划和围绕熟悉的自然和环境主题的探索性意念。

生态性和人性化的缺失、设计形式和语言的崛起,是过去十年中中国当代景观设计的普遍特征,中国速度导致中国景观设计表象的变化,却没有促成真正能够解决中国快速城市化矛盾的方法和实践的形成,中国当代景观设计普遍还是成为一种助推中国城市面貌改变的工具,而没有成为真正科学的介入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实践。

在中国普遍的当代景观设计实践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以批判、反叛的方式,从对城市化进程中当代整体社会与环境的问题的思考出发,以实践的方式应对当代城市与自然中的矛盾。在本文的语境中,将之定义为景观设计“当代性”探索群体。这里的“当代性”探索,一如开篇的思考,即是对综合的当代社会、环境、自然和文化中存在的尖锐问题做出反应,并将之介入到景观设计实践的过程之中,其趋向是时代合理性的目标。

刘家琨设计的广州时代玫瑰园景观以全新的形式语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带有解构主义色彩的空间语言带给人们强烈的视觉冲击。作品有着完整的叙事体系,表达了建筑师对当代城市空间中公共性与私密性的思考,其诉求是试图在当下封闭的小区制度和城市公共空间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互动关系,用一条架空的步行桥连接起不同属性的三个空间,刘家琨还试图在景观中建立一个雨水收集系统,体现了在生态方面的思考。从当代景观设计学语境中解读这一作品,植物的运用相对贫乏,其形式感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空间的可利用性。但它在中国普遍的形式语言探索匮乏的居住区景观中带给人们新的设计语言,对普遍的以植物堆砌和奢华的巴洛克风格主导的华南居住区景观中,是某种意义上的批判。

作为对当代整体社会、环境、和文化问题的应对,新的景观设计理念从几个层面出现,同时这些理念也是景观设计的几个显著的“当代性特征”。

这些作品的选择方式和被选择的作品又同时具有缺憾,一个方面是“当代设计语言”这一要素对作品的过滤,而对当代设计语言的认知上,又被作者加上了形式上纯粹的要义,过滤掉了那些折衷主义设计手法的作品,某些设计语言上平庸的实践同样也很好应对了人性化与生态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是被选择的某些作品缺乏对生态性的关照,这其中有其场地语境上的限制,亦有观念的差异。但两者之间的矛盾恰恰昭示了中国十年普遍的当代景观设计实践,始于形式上的变革和设计语言上的探索,止步于生态设计,当然被选择的案例中不乏以生态设计为先导的作品。同时,被选择的某些设计师或团队的实践并不具有典型性,某些设计师的实践也仅以少量的作品呈现,但选择的前提在于其作品在实践过程中所具有的严肃的思考性,并将思考性在作品中恰当地表达出来。

试图清晰地描述中国过去10年中发生的当代景观设计面貌是困难的,我们身处其中,同时,我们的观点又受到立场和偏好的左右。面对中国过去十年中巨变的景观洪流,本文对限定了的“中国当代景观设计探索”的表述显得微乎其微,本文所关注的那些对我们观念构成冲击的实践,较之城市化进程中整体物质空间的改变,力量是弱小的。

景观美学在生态伦理语境中的极端是伦理化美学的产生,一种被基朗与蒂伯雷克称作伦理化的美学,要求重新思考并设置设计的次序,认为美的产生次序来自于内而不是外。设计先要探寻创立某一事物与物质世界之间的美学联系的深层内部结构,再利用这种美学去赋予事物以形式。伦理化美学的形成依赖于从景观建筑的最深层到最表层来进行的彻底塑造。

人性化的释放表现为反精英与平民化观念的建立,以及人性场所的设计。它批判的是寻常空间的政治化和纪念化。“反精英”主张表现为“平常景观”③和“方言景观”④,所谓的平常景观,就是运用寻常的材料建立寻常的空间场所,这些寻常的元素来源于民间生活的空间,拒绝展示性,突出实用性和平常性。而方言景观则试图保留地域文脉的多样性,就像保留方言这种非物质文化形式一样。

吴钢及维思平设计团队的主要实践体现在建筑设计上,以亚运新新家园会所、龙山小镇教堂几个建筑为代表的项目引起持续,这一团队较早地介入到了景观设计实践,设计元素的简约,甚至接近于“无”是维思平景观设计作品的重要特征,苏州纳米生物科技园运用了几何式的构图,其细腻而又带工业化色彩的构筑,丰富的水环境,沙砾的运用,以及水生植物的设计及对生态的关照,都反映了当代设计的特征,并以简约的形式体现了一种面对环境的低姿态。

当代艺术介入到景观设计中,一方面改变了单一的中国园林美学的古典范式,同时又在当代景观设计吸收现代主义运动营养的同时,以后现代主义的丰富性和多元化为表达要义,这使得当代景观设计具有了极大的创作自由度。

易道公司是较早介入到中国规划与景观设计市场的境外公司,普遍的境外景观设计公司在中国的实践,缺乏针对中国问题的批判和观念上的思考,更多的切入点在于现实环境的设计和城市美化的角度,这与多数城市管理者的理念趋同,加之丰富的环境设计经验,促成了境外景观设计公司在中国商业上的成功。易道公司在中国的实践也摆脱不了以上的语境,但较之普遍的境外公司,做出了自己的探索,有着观念上的诉求,其设计的苏州金鸡湖项目获得2003年度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奖,作为滨水景观设计在城市开放空间之中的探索,从对人性化的解读和语言的运用做出了努力,但其在整体的生态设计上有着缺憾,诸如高维护的植物的运用,较为单一的硬质水岸设计失去了丰富的水生态环境。总体上是一个空间语言严谨,以精致见长的受城市美化思想主导的作品。

大量新空间在短时间内爆炸式的出现实际上积聚了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实现从自然到城市空间的转换。物质堆砌背后的主要危机是生态性的缺失和可持续的忧患,一方面城市空间的人本合理性有待检验,另一方面这些新的景观缺乏生态过程的生产性和循环性,同时巨大的维护成本又持续地耗费着能源和资源。就算有些空间被人们乐于使用,我们同样要警醒平民式的欢腾和集体主义式的自信背后所隐含的危险。中国超城市化过程中新形成的城市景观背后存在着人本主义的缺陷,存在着文化上的错位和缺失,但最大的危机是生态的危机。可持续发展这枚硬币的两面——需求与能源虽然是永远不可协调的矛盾,但景观这个事物本可以具有一定的自我循环和生产功能,却不幸沦为视觉展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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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十年中的景观巨变,体现为旧城市空间的消解与演替、新城市空间的积聚、城市化波及的乡村空间格局的变化,以及因资源的索取而导致的部分自然空间体系的破裂,同时包含着工业生产和人们生活所形成的对环境的污染。在过去十年中,城市的开放空间和绿色空间实现了快速的量变,以膨胀的姿态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但作为综合的城市基础设施,未经积累和沉淀,几乎在一夜之间浮现出来的城市空间缺乏系统性,一方面缺乏对人性化的关照,另一方面缺乏基本的生态性;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多以混搭的形式和错位的主题表达出现,同时存在着审美上的混乱和拙劣。宏大尺度和堆砌,对华丽和奢华的追求是其典型的特征,展示性是其第一要诀。这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时效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过去十年中,城市化进程大舞台的两个主角——城市开放空间和居住区环境,对中国城市面貌的改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超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速度,促生了时效性强、见效快的城市美化运动。而房地产开发中的重要环节,房产交易更要求效率,居住环境的景观视觉效果是促成产品交易的良药,寻找瞬时视觉震撼和展示性是地产开发商不变的追求。

生态学法则的延伸——对可持续中能源与资源的思考,在当代景观设计中,其中突出的实践是将景观赋予生产功能,将第二自然介入到景观中,俞孔坚设计的沈阳建筑大学稻田景观与厦门园博园中的蔗园、王澍的象山校园中对农地的保留和校园内普遍种植的燕麦,都市实践在深圳翠竹公园中对农作物的利用,庞伟和广州土人团队在阳朔设计的“建在稻田上的酒店”等实践体现了景观设计对能源和资源问题的思考。

生态学法则的运用,在实践层面主要影响的是设计观念。巴里·康芒纳在《封闭的循环》一书中阐述了生态学的四条法则:每一种事物都与别的事物有关;一切事物都必然有其去向;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四条原则让人们重新思考在大地上的创造,生态学法则在景观设计语境中表现为人工元素介入自然空间的方式,其终端表现为“最少介入”,“最少介入”理念以审慎的态度对待现代社会的物质进步,批判过度的设计。吴钢在其一篇有关“无设计”的访谈中表达了他对环境较少介入甚至不介入的观点,这是较为极致的表述。在俞孔坚及土人团队设计的“红飘带”中,“最少介入”得到辨析性的运用,这体现了设计观念、立场与“策略性”。

王向荣及多义景观的实践与探索得到了景观设计专业界的持续关注,从德国卡塞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王向荣回到母校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任教授与副院长,并成立自己的设计公司——多义景观。王向荣在较早的中关村科技园的设计中,将极简主义的形式和带有工业化痕迹的设计元素相结合,并将之融入到生态的湿地环境中,其简约、严谨,呈现一种极简主义的生态性。在厦门园博园竹园的设计中,王向荣将带有中国性特征的元素与其一向简约的设计手法相结合,以白墙、白沙地、钢格栅路径、黑色石条和被认为是中国精神的代表元素之一的竹子等元素,围合了一个具有强烈中国意味和当代性的开放性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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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平民化的关注源自普遍的城市开放空间从纪念性向实用性的转向。刘晓都、孟岩、王辉在《景观设计是意识形态的表述》一文中谈到都市实践的“都市填空”计划的目标之一是针对当代城市政治空间,如何用景观设计的手段使之平民化。俞孔坚等所著的《人民广场(都江堰广场案例)》一书解读了景观设计如何使城市广场成为市民寻常生活的参与空间。

建立一个新学科的构想出现在过去十年的教育实践中,同样是在《景观设计:专业、学科与教育》一书中,作者将景观设计学定义为是一门关于景观的分析、规划布局、设计、改造、管理、保护和恢复的科学和艺术,景观设计学是一门建立在广泛的自然科学和人文与艺术学科基础上的应用学科。迄今为止,这是概念引用较为广泛的著作。俞孔坚在《生存的艺术:定位当代景观设计学》一文中,详细剖析了中国景观设计的综合背景,梳理了中国景观实践的历史脉络,提出了中国景观设计学需要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广泛的人地关系的危机,从可持续的角度将中国的景观设计学定位为“生存的艺术”。

左右间设计的咖啡院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庭院,位于圆明园园区内,最早在媒介中发表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室内的旧书组成的吧台,和顶部有游鱼的外部由镜面不锈钢包裹的院子里的厕所。其庭院同样是一个精彩的景观作品,在具有中国传统韵味的庭院中原有的树木被保留,多片竹丛生长在沙粒铺成的院子里,在春季,竹笋从镀锌格栅构成中的路径中生长出来,庭院的一侧有一个木平台,同样被竹丛围合起来,庭院中的雕塑和座椅及餐桌经过特别的设计,以适宜的尺度存在于环境之中,当然最打动人的还是院子中间的厕所,其镜面不锈钢反映了庭院四时不同的植物变化和坐在庭院中的人群。从尺度、材料和设计语言上,左右间咖啡的院都以适度和精致见长,并营造了环境的魅力。

由庞伟领衔的广州土人团队处在当代景观设计语言探索的前沿,同时又共享了北京大学景观设计研究的平台,广州土人的三位主创人庞伟、张健与黄征征同是建筑学的背景。由“方言景观”主导的理念和持续的对当代文化的思考使近年来广州土人的实践备具批判性。庞伟及广州土人同样是中山岐江公园的设计者,并且庞伟全程参与到了公园的施工过程。中山尚城36度半山体公园是庞伟的方言景观理念在实践中的体现,保留原有平常的乡土景观基底,并以较少介入的方式添加必要的构筑及场所,36度半的寓意为不高烧也不低烧,一种常温的健康设计,在公园中,华南乡土植物的多样性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魏敏的《中山尚城36度半山体公园乡土性植物设计回访评价》一文中,详细列举了场地中的56种植物,其中乡土植物占70%.广州光大花园是一个居住类景观设计项目,其很好地将自由的当代艺术形式与乡土植物结合在一起。作品中打动人心的空间是表现力强的自由曲线浮桥穿越乡土水生植物的图像。佛山景观塔是一个当代艺术作品,包括中山岐江公园的景观塔设计,是庞伟及广州土人团队将当代艺术特征介入到当代设计语言的探索起始。

在过去十年中,俞孔坚及土人与北大景观团队的实践和探索对中国当代景观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团体不断以理论同实践结合的方式进行创作,批判性、颠覆性和建构性的并行是其实践的重要特征。以下的四个不同阶段的作品体现了这个团队的实践过程及观念。中山岐江公园、浙江永宁公园、沈阳建筑大学稻田景观、红飘带——秦皇岛汤河公园四个案例是不同年度的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奖(asla)获奖作品,四个案例被巧妙的冠之以四个带有诗意性的主题,分别是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漂浮的花园、将稻香融入书声、绿荫中的红飘带。中山岐江公园是俞孔坚及土人团队进入大众视野的第一个标志性的作品,岐江公园的主题理念是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在中国开创性地将现代工业遗存定位为遗产,并使之以新的形象走入大众的日产生活,岐江公园将生态性、当代艺术和平民化的空间结合在一起,并建立起新的设计语言,纯粹的直线、斜线式的大构图打破了传统园林曲径通幽的意向,将空间的潜能向平民释放出来,系列盒子的运用表达了穿越与围合的场所魅力,设计语言和元素的重复运用强调了韵律之美,中山岐江公园是一个综合性的作品,是中国景观设计对当代性探索的完整体现;漂浮的花园——浙江永宁公园是对城市水系渠化和工程化的颠覆与批判,将工程景观还原为生态景观,并且与洪水为友的理念赋予了景观的可变化性;沈阳建筑大学稻田景观通过对景观绿化主体材料从需维护的观赏植物到农作物的置换,实现了设计观念的重建,赋予了景观以生产性,表达了对当代可持续发展中能源问题的思考;红飘带——秦皇岛汤河公园,是观念与立场碰撞的升级,对环境的最少破坏原则形成了一条最少介入的、绕过树木的红飘带,同时又将人在环境中的创造做了极致的表达,在一个绿色的环境中运用了带有刺激性的红色,最少的介入和最大限度地运用话语即表达了景观设计应对自然环境的立场。俞孔坚及土人与北大景观团队的实践指向中国当代的宏观问题,在反对宏大叙事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俞孔坚却以批判的方式致力于宏大理论的建构,将当代景观设计的实践引入到社会责任的范畴。

世界的多变和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的多元性时刻在焚毁着合理性和标准化,继集体现代主义的瓦解之后,当代设计不再朝一个方向进发,中国过去十年中普遍的景观设计实践,似乎是对混乱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最好的回应,在城市大跃进的过程中,中国普遍的景观设计极尽丰富、混乱、混搭之特征,这同样产生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这种“质”存在于罗伯特·文丘里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一文的语境中,即反精英式的平民化的欢腾,如果将中国普遍性的景观设计理解为一种自发的对环境改造的行为,而由这种行为主导之下产生的空间,又被人们乐于使用,那么来自于较小的专业语境中的受特定观念指引的批评和评论是苍白的。这一点,在简·雅各布斯的《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有较好的例证,雅各布斯从城市平民的角度出发,从观察和经验的视角来评析城市的结构,给人们描述了具有生命力的安全城市形态,从雅各布斯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城市大跃进中产生的城市景观空间,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从丰富和混乱中解析出活力和人性。

对传统的传统思考不仅仅拘泥于中国精英文化主导之下的中国古典园林,大众对风水的讨论远远热过对传统园林的关注。曾经主导了中国从皇家园囿到平民宅地,从城镇格局到乡村肌理的风水,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多次掀起波澜,并一度以技法课的形式走进大学课堂,引起哗然。作为遗产研究,王启亨先生所著的《风水理论研究》一书分析了风水在中国古典建筑和皇家陵园等空间中的运用。俞孔坚的《理想景观探源——风水的文化意义》一书从现象学和进化的角度阐释了风水的文化意义。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在2006年第一期中发表了《风水》专辑,在一个开放的语境中,将风水的讨论与当代城市与自然危机联系在一起。